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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迷糊糊

B2T7

近年来，长春市二道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B2T7，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今年11月，全省第一家区级矛调中心——二道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二道区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该中心既有综合服务的功能，也有矛盾调处化解的功能，充分彰显了二道区委政法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善治理念，通过创新并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B2T7，构建起专职化、多元化、全覆盖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枫”景。

11月30日，二道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二道区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揭幕并投入使用，这标志着二道区实现了“区、街道（镇）、社区（村）、小区（组）”四级矛调实体化运行，标志着二道区四级社会治理体系已逐步形成并完善。该中心的落成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找说法”，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站式”办理、矛盾纠纷“一揽子”解决的目标，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回溯到今年2月。为快速推进区级中心建设B2T7，二道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高位统筹，集中研究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工作，成立了以区委书记陈铁志、区长刘江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区矛调大厅建设筹备组，由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王醒时任筹备组组长，并将筹备工作列为全区深化改革重点推进项目课题。他们运用“五化”工作法，制定“进度表”“作战图”“流程册”，全员联动、分兵把口，快速完成了项目选址、机构设立、人员配备、制度保障等工作。

该中心使用面积为3337平方米，设置了接待导引区、受理初调区、深度调解区、诉讼速裁区、综合研判指挥中心5个区域，包含人民调解、公安调解、劳动仲裁、诉前服务等14个开放式“初调窗口”，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优势，使辖区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调解，确保实现矛盾纠纷多元调解、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心理服务、综合指挥信息研判和诉讼速裁5大功能。

王醒时介绍，在“1+9+N+X”社会治理模式中，“1”指二道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二道区社会矛盾调处化解中心）。采用集中常驻、涉事部门随叫随驻、共建力量按需入驻等方式，整合全区38家部门、单位，提供集中服务，依托大数据治理平台对全区社会治理发布指令，集公共法律服务、多元调解、诉讼服务及综合监督等职能，促进问题处置B2T7，力争成为矛盾纠纷的“终点站”；“9”指8街道、1镇矛调中心。各街道（镇）依托平安建设科（综治中心）对上承接区社会治理中心转办任务，对下指导本街道（镇）综治中心及各社区（村）矛调站，确保工作无缝衔接；“N”指各社区（村）矛调站。依托社区（村）综治中心，在辖区各社区（村）建立矛盾纠纷调解站，负责将区域内的人、事、物统一纳入网格治理，发挥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主战场”作用，汇聚民意，为群众破解难题，实现“大事不出街道（镇）、小事不出社区（村）”；“X”指各小区矛调室。将矛盾化解机制再向前推一步，确保“矛盾不出小区”。

“‘X’矛调工作室设立在哪个小区，调解员就在哪个小区的居民中选聘，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X’的‘前哨所’作用B2T7，营造‘微治理’环境B2T7，对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排查、早介入、早处理，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通过群众自治和公众参与的民主实践，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让‘微治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工作人员说。

今年6月5日，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委托某施工单位在二道区亚泰社区维修地下管网。施工结束后，因为路面恢复的问题，亚泰社区桃花苑小区的业主、小区东门几家店铺的负责人与施工方发生了矛盾。小区矛调室的调解员杨大哥得知此事后，主动靠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施工方表示，只能修围挡里面的路面。小区业主表示，因为施工原因导致路面塌陷，希望全部修复。双方僵持不下。杨大哥努力平复双方的情绪，同时，将情况向社区作了汇报。很快，社区协调长春市维管中心委托三方施工单位对路面进行了全部修复，店铺负责人和业主都非常满意，都说杨大哥这事管得好、办得好。

“杨大哥就是矛盾纠纷调解室的调解员。‘X’的矛盾调解员来自群众身边，又服务群众B2T7，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正是有了一批像杨大哥这样的调解员B2T7，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总能及时解决。”工作人员介绍，二道区制定了详细的考核评分机制，以此激发调解员的工作活力。考评之外，还会定期培训。“X”的运行，已经在全区铺开。目前，在二道区，像杨大哥这样来自群众的兼职调解员有132名，每天活跃在群众身边，方便、快捷、高效地调解矛盾纠纷，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称赞。

在二道区荣光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开展的社会治理工作卓有成效，他们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以民丰社区为例，该社区已成功试点实施了一系列党建品牌活动，如“荣光红·幸福院”，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社区的治理效能，也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为了更好地实现基层治理，街道、社区按照标准化要求打造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搭建起协商平台，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无党派人士围绕社区治理有关内容进行座谈、研讨，为街道、社区各项公众事业出谋划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贡献力量，重视发挥听证会、协调会、议事会“三会”自治机制作用，楼组长、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妇女代表及志愿者及时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实施程序和受益范围，凝聚共识，协力解决了小区旧城改造、停车难、广场设计等居民关切的问题。

与此同时，为不断推进社会协同再深入，荣光街道承接了市妇女联合会的“早教360”项目，将一些优质教育机构资源引入社区，把早教服务免费送到居民家门口，累计普惠家庭221户。为进一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荣光街道还建立了“荣光红社区慈善基金”，向20家爱心企业募集了13.7万元资金，由长春市慈善总会及福彩机构进行一比一配比资金11万元，开展了22个公益创投项目。为更好地实现“居民事有人管、小区事有人问”，荣光街道开设了四通社区“‘三长’共治园”，建设了开放式“三长”联络点。同时，邀请城开农投集团、长春润德集团、区人大干部队伍加入“双三长”，共同打造示范社区。

为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实现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规范居民行为，保障居民合法权益，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十委大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社区实际，制定了居民公约，让大院居民参与小区治理工作。同时，二道区鼓励成熟的小区、物业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室，由居民自发选择小区内热心公益、热爱调解工作、声望较高的居民或“五老人员”在调解室内为群众排忧解难，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稳定，群众好评连连。

法庭上，被告辩称：“我一直在外打工，房子好几年没住了，也没享受到你们的服务，为啥要交物业费？”“民法典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经过法官释法明理，被告对该物业公司的服务和诉请予以认可，双方达成和解。

“法官对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的案件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及时登记立案，导入诉讼程序，完善‘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让百姓在家门口化解纠纷。”二道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眸说，依托矛调中心开展的“执前和解、以督促履、以和促执”，将涉民生、中小微企业等辖区基层组织较为了解的案件统一分流至矛调中心进行执前督促及和解，积极引入人民调解力量，探索开展“法官+调解员”执前和解工作，督促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或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是以法治保障二道区社会治理新模式有效实现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让群众“少跑一里路、只进一扇门、解决一揽事”，推动司法服务靠前一步、能动司法更进一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法治保障还体现在政法各部门的主动作为上，二道区公安分局派员入驻中心后，强势推动“警地融合”工作走深走实，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借鉴省内首家街道“矛调中心”（即东盛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成功经验，发挥“公安+法院+司法+信访+行管部门”的联动效能，吸收行业协会、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社会力量，通过开展各类活动推进“三零”社区（村屯）创建工作。目前，排查并化解矛盾纠纷3212起，整改公共安全隐患114处。正是有了政法各部门的法治保障，二道区社会治理工作才取得了良好成效。

与此同时B2T7，二道区大力推行数据平台、APP应用，以智慧赋能为手段，向科技要战力，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各种信息数据的集成运用，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和现代化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整合“长春市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平台”“二道区社会综合治理平台”“二道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研判指挥平台”“综治视联网平台”“政法801专网”“二道区民政管理系统”等，最大限度实现数据融合，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为四级矛调体系赋能，及时将发现的各类信息、事件通过数据终端进行采集上报，统筹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公共服务事项办理、基层平安创建、治安防范巡逻、法治宣传教育等工作，切实做到工作运行有序、办理及时高效，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时效性，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五联工作机制”包括：“矛调中心＋派出所”双核联建。建立“民警+调解员+网格长”联合小组，推进矛盾纠纷隐患、分析研判预警、重大矛盾纠纷调解“三对接”，实现矛盾纠纷化小化早；“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建立矛盾纠纷“前窗接待-后台约访-集成解决”一体化处置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处、司法调判无缝对接；“包保领导＋事权单位＋属地街道”信访联解。分类梳理信访问题，建立“三级牵头”调处制度，指派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调处，实现分区分级化解难题；“党建＋社会力量”多元联治。推进街道、社区及下沉职能部门、两代表一委员、基层代表、社会组织形成“五方会谈、六步议事”工作模式，对苗头性、隐患性矛盾能调尽调；综合“公安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综治视联网视频会议系统+网格化智慧调度系统”力量。将现代科技应用到矛盾排查、联动化解的全过程，实现矛盾纠纷一网打尽。

“五民工作法”指在社区创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点，不断探索完善“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工作方法，打造“家门口协商”议事平台，把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全链条，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关注的难事、想办的实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五民工作法”，形成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流程，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家住万通小区的王阿姨最近挺闹心，楼上装修，下水管接错导致漏水，自己家“汪洋”一片，但对方却不愿意负责，微信、电话均联系不上。该小区矛盾调解室的调解员朴忠清得知王阿姨的难题后，及时上门询问王阿姨是否需要帮助。情绪激动的王阿姨向朴忠清说了自己的诉求：要求对方维修自己家的地板和墙面。朴忠清安抚了王阿姨，将王阿姨家的情况告知了社区矛调站，社区矛调站联系了派出所、司法所、律师组成调解小组，着手解决此事。多部门联合进行了多轮调解，最终，楼上住户表示愿意赔偿王阿姨的损失。这时，王阿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B2T7，她拉着朴忠清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2023/12/08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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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T7

12月6日，中国国防部代表团出席在加纳阿克拉举行的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中方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和平发展担当尽责。中方强调，中国致力于维护维和基本原则、加强维和能力建设、保障维和人员安全，为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落实联合国秘书长“为维和而行动”倡议及其落实措施，愿加强维和待命能力建设、举办维和国际培训班次、开展维和理念经验交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2023/12/08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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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T7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浙江绍兴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由此，“枫桥经验”从公安战线发源。走过60载，“枫桥经验”在四川公安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领域各类风险，不断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土化实践的新思路、新方法，走出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由“就地解决”向“深耕善治”纵深发展的特色之路，形成了具有四川公安特色的“蜀警新枫”模式。

德阳市公安局罗江区分局万安派出所狠抓基层党建、化解矛盾、治安防控及群众服务工作，以党建统领为“主题曲”，奏响“和谐、平安、满意”的“警民协奏曲”，打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洪雅县公安局东岳派出所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B2T7，强化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作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全力打造洪雅公安新时代“枫桥式”警务品牌。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坚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核心。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曾经是一个矛盾纠纷多、警情发案多、社会综治难、治安防控难的“两多两难”地区。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苏坡桥派出所创新实施“一领四合”模式，社区民警进入社区党委担任副书记，警务工作通过基层党建网格向社会治理末端延伸，凝聚了治理最大合力。清源社区首创“源安工程”，社区民警依托基层党建平台，为社区群众等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和微创业孵化服务，通过赋能增收、文化感召的具体实践，从源头上破解治理难题。

绵阳市所有派出所全部建立起党建活动室、党建文化墙，形式多样的党日活动、主题活动持续开展，“党员示范岗”遍地开花；社区民警进入社区班子担任社区副书记、副主任或网格站副站长等职务，推动派出所党建与乡镇（街道）、社区党建，警务工作与乡镇（街道）和社区工作深度融合；党员民警主动“亮身份、亮特长、领任务、作贡献”B2T7，为生活困难群众、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留守儿童、下岗工人、外来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等群体服务，警民关系进一步融洽。

从今年5月开始，成都市公安局机关全体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纳入网格管理，在8小时外接受社区分配任务。目前，成都已组建起由5969名社区（村）民警辅警以及12871名综治队员、楼栋长、单元长、平安志愿者组成的专群联动队伍，孵化出金牛区“商居联盟”、青羊区“萤火虫护卫队”、新津区“花源义警”等200多支平安共建队伍，形成了“公安指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专群结合工作格局。在这座拥有2200余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成都公安积极构建与城市体量相适应的基层警务新模式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用广大民警辅警的“辛苦指数”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平安指数”，提升了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指数”。

不仅如此，四川省各地公安机关更是呈现出积极创新争优的良好局面，探索实施“预防警务”，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升级。从严从实防控风险B2T7，四川公安以“百万警进千万家”等活动为载体，加大“一村一辅警”建设力度，纵深推进强基固本战略。“夏季行动”以来，广大民警辅警走进社区乡镇、田间地头，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5.8万余起。

高县公安局庆符派出所95后社区民警何鑫，借助师生情、同窗情的浸润，一举解决争吵22年邻里积怨；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桐梓坝派出所民警赵燕，践行“枫桥经验”，开展“破茧”计划，关爱帮扶困难家庭；眉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象耳派出所民警杨议靠着一张“婆婆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社区群众都知道他的名字和电话；什邡市公安局雍城派出所社区民警王珍德，17年来一直坚守基层，成功总结出“五心六勤”社区警务工作方法，确保服务不缺位。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其中“为了群众”是核心要义。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派出所建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建设15分钟便捷服务圈，实现公安政务就近办、一次办、智能办；率先在全国完成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为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多等偏远农村地区提供上门服务、巡回服务和代缴代办服务……一系列细致入微、接地气的服务举措，将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了警民一家亲。

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近年来，围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四川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基层警务新模式、新机制、新方法。在防控风险、创新警务、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了新进步，形成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群众工作方法，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浆洗街派出所传承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法，推出“三个百分百”工作机制，在每个社区100%建立群防组织，发动武侯祠及锦里景区“红袖套”等治安积极分子，组建了“耍都”娱乐场所联防队等，以“最强民力”策应和支撑起公安机关的“打、防、管、控”等专业工作。遂宁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嘉禾派出所位于城乡接合部，辖区是遂宁市流动人口最多、矛盾纠纷突出、治安形势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派出所以“四环”服务体系，赋能群防群治队伍构建工作，环环相扣、治理有力，打破单打独斗的困局。

2015年，该小区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为烂尾楼，500多户业主的血汗钱面临“打水漂”的风险，业主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维权。石羊派出所民警了解到业主们的遭遇后，主动担当，积极向政府、法院反映，与企业协调B2T7，搭建三方平台帮助沟通。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资金链得以接续，楼盘重新动工、顺利交付，事情最终圆满解决。

在全省，公安机关以落实派出所工作标准化为牵引，开展基层提振、基础提质、基本能力提升行动，健全完善警种部门支援派出所机制，持续开展“万名机关民警下基层上一线”活动，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难，解群众之所忧。近年来，四川公安广大下沉民警联系村（社区）6600余个、群众4.4万余名，累计收集社情民意2.6万余条，化解基层急难问题和群众矛盾纠纷3万余件，公安基础工作质效不断提升。

2023/12/08  推荐

29白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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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推动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浙江于2022年、2023年率先在全国启动了全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和增补工作，通过对该省85个涉农县的全面普查，形成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的梯级培育与发展格局。目前，浙江全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库入库名录共计205项，其中2022年入库177项，2023年增补入库28项，为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3/12/08  不推荐

22seika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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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B2T7，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B2T7，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B2T7，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B2T7，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B2T7，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B2T7，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B2T7，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B2T7，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B2T7，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B2T7，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B2T7，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2023/12/08  推荐